“法轮功”是一种以极为粗俗低级和荒诞不经的谬说为基础的邪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对之顶礼膜拜呢?在其信奉者中,有一些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甚至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自然科学专家,他们也竟然被“法轮功”邪教蒙蔽了眼睛,沦为其俘虏。这严峻的事实在令人震惊之余,不能不发人深省:“法轮功”现象说明了什么?它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我们应从中吸取哪些教训?这里仅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对“法轮功”问题作点反思。
从根本上看,“法轮功”反映的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一种根本看法,它内在地包含了宇宙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个人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无疑要以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作基础,但掌握了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人不一定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正确的世界观。具体的科学文化知识与科学的世界观是有区别的。世界观虽然以具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但它又是在概括和总结各门具体科学基础上的一种反思和再认识。正是在这种反思和再认识的基础上产生出一种新的总体性的理论形态,即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哲学。
世界观的理论和具体的科学知识相比,不仅仅是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其区别还在于:
其一,具体的科学知识是可以直接检验和实证的,但世界观的理论却无法用科学实验或社会个案调查和分析等方法予以证实。世界观所考察的客观对象都具有无限性的特征。例如,关于整个世界的本质问题,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关于知识的起源、构成和增长问题,关于人的生存状况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无法用实证的方法加以研究,必然要借助于理性的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方法。
其二,具体的科学知识具有唯一正确的解,而世界观的理论却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由于世界观的研究对象具有无限广大的特征,使得对它的研究几乎可以从无限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进行,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破译它的最终奥秘。世界观理论的这种多维性和多解性的特点,使许多人甚至自然科学家感到困惑不解,甚至陷于唯心主义的泥坑。
其三,具体的科学知识并不直接涉及价值问题,而世界观理论却必须同时作出价值判断。例如,正义和非正义、公平和非公平、善与恶、美与丑等问题,对这些问题处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有不同的回答,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亦有不同的回答。价值与人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价值问题具有更为显著的多元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正因为世界观具有如上几个特点,所以,即使那些文化知识层次很高的人,如果没有系统地把握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一旦涉及到宇宙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也容易上当受骗。这就告诉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必须与唯物主义者结盟,必须加强对科学世界观理论的学习。这正如列宁所说:“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列宁选集》第2版第43卷第30页)
在“法轮功”信奉者的行列中,固然多数人是为了健身强体,也许并不真正相信“法轮功”邪说。但是,这部分人中,也确有人是相信“法轮功”的那一套“理论”的,有的还为其进行理论辩护。作为党员、党的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竟然不信科学信鬼神,不信真理信邪说,不信唯物论信唯心论,这似乎难以令人置信。其实,在历史和现实中,唯物主义者转变为有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机会主义者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批判的俄国马赫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波格丹诺夫,就曾是站在列宁一边的布尔什维克派。德国古典哲学中唯物主义的最高代表费尔巴哈在揭露了基督教的秘密之后,又提出要建立一种新的“爱”的宗教。现代西方的一些大哲学家如叔本华、雅斯贝斯等,最终都投向了宗教的怀抱。可见,研究哲学的人,甚至有些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世界观问题的解决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理论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公式和现成的结论,它只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因此,世界观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乃至是一个毕生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认识中的任何一个局部、环节、片断都有可能偏离认识的正常行程而陷入唯心主义。
从“法轮功”问题看,世界观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而世界观的教育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二十余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这一切引发了人们的思想、心理的剧烈变化,这突出表现在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准则以及理想、信念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并处于新的重构过程中。这种思想、心理的转型必然会伴随着迷惘、困惑、彷徨、苦闷,甚至在一部分人身上发生了“精神恐慌”和“信仰危机”。因此,世界观的教育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亟待加强的问题。
诚然,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世界观的教育,其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党性锻炼、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式进行。但是,所有这些形式都不能代替哲学世界观的教育。对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来说,都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对宇宙人生终极关怀的探求。面对神奇莫测的大千世界、变化不居的社会历史和荣辱沉浮的人生万象,人们需要寻求精神、信念的支撑和寄托。因此,哲学世界观的教育对于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恩格斯曾针对某些自然科学家轻视哲学的作用时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1页)自然科学家是这样,普通群众也是这样。如果缺乏正确的世界观理论的引导,普通群众就容易倒向宗教、神灵那里去,或者受错误的世界观理论的支配。“法轮功”在短时期内的泛滥,其原因就在于在经济转型时期,世界观理论本身也处在新旧变革中,因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其维系机制的“弱化”。
针对社会变革时期思想意识领域的这种变动不定的状况,加强世界观理论的教育就显得更为重要。我们对于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要进行更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理论,其基本原理特别是其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要坚持的,而且要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但是,无论是其研究的领域、内容,还是其研究的方法,都必须根据时代的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某种固步自封的东西,它是在实践基础上创造性发展的开放体系,独断性和封闭性与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的时候,切忌将其与传统哲学及现代哲学完全割裂或隔绝开来,这样做不是在抬高马克思主义,而是在贬低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孤立化和庸俗化。
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假如它不关注现实的发展,不参与世界性学术理论的交流和论争,变得自满自足起来,就会走向反面,变为教条式的宗教神学。而教条式的哲学是不能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反而容易使人们的思想变得愚昧和迷信。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世界观理论的教育,必须运用当代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宣传教育不能脱离邓小平理论,不能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脱离当代世界的哲学、社会思潮。我们必须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融汇到这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人类文化发展的洪流之中去。同时,世界观理论的教育还必须遵从循序渐进和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内化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优越性和科学性,才能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抵御错误的世界观,树立真正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